“游侠者精神的浸润 破22年前灭门案 首家互联网法院

金庸曾言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云南频道–人民网 当池田大作恭维金庸“是被称为‘东方的大仲马’的文豪”时,出于礼貌,金庸自然要逊谢,却仍表示:“我们二人的小说的风格很接近……如各拿十五部来平均比较,我自夸或可略微占先。” 还有一件事,按理说金庸应该知道,而在谈话中未曾提到:最早被称作“东方(或中国)大仲马”的中国作家,并不是他。 金介甫《沈从文传》:“斯诺在《活的中国》小说集中曾经指出,沈从文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出四十多种集子,无怪乎被人誉为中国的大仲马,沈和大仲马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是,他们的父亲都是混血军官。”沈从文之被称为“中国大仲马”,一则因为其多产,被人微带讥讽地称作“多产作家”。其二,他在进入文坛的早期,也曾被人目为擅长以色情描写招引读者的不脱“通俗”气味的小说家。 金庸另一次受访时曾言: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国内是沈从文,而国外是大仲马。沈从文、金庸、大仲马,三人确存某种微妙的联系。 大仲马小说是西方文学中与“武侠小说”形貌最为接近的。大仲马以真实历史为“钉子”挂上虚构故事的写作手法,更为金庸所借鉴继承。 沈从文则极力赞赏故乡湘西那种“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的“游侠者精神”。他追忆自己少年时在湘西眼见的“游侠者行径”:“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湘西的)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文章结尾处,沈先生甚至强调:“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陈平原教授感觉沈从文是“有可能写作武侠小说的”,如成事实,“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沈先生终于不曾写作武侠小说,但他小说中描写的苗族人与金庸笔下的游侠,仍自有其同质性:诚朴、笨拙、勇悍、野性、深情……沈从文与金庸的小说同在缅怀追忆这个民族在苍老之前那种磅礴大气、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 沈先生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和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是不是也适用于金庸的“通俗小说”呢? 汪曾祺先生认为:“《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而金庸的全部作品,也曾引领我们集体“怀旧”,而无限“痛惜”,为这个民族曾经失去、永不再有的一切。 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沈从文谈前蜀王建墓中浮雕:“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生动活泼,不像稍后,后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靡纤细,颓废病态。”字里行间,褒贬显见。 金庸于中国史,则最爱春秋战国、强汉盛唐。于世界史,钟情希腊荣光、罗马盛况。那样的时代,虽难免野蛮、血腥,却是虎虎有生气,迸发出的生命伟力,不是今天的文明人类所堪企及。1994年,金庸在北大表示,自己可能会以春秋战国为背景写一部历史小说,因为“这时期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思想开放”。金庸说起他的故乡和邻省江苏,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吴人和越人是勇决剽悍的象征,和现代苏浙人士的机智柔和是两个极端。我不相信金庸是进化论者,将故乡浙江人由“勇决剽悍”转变为“机智柔和”完全视作可喜之事。 金庸说的,是古吴人、古越人到今天江浙人的转变。沈从文则叹惋:“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发生了。” 鄢烈山认定武侠小说“犹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使国人滑向孱弱的,是种种伟大运动,区区武侠小说哪有如斯伟力?同理,试图通过阅读武侠小说来恢复“游侠者精神”,也太高看它了。小说,只是小说。曾经失去的,只可缅怀,无力振起。(刘国重) (责编:木胜玉、徐前)相关的主题文章: